里没有保管条件，叫他们到乡卫生院去接种，也不要钱。他们有的人嫌路远、怕麻烦，不去，怪谁”
但是，农民们依然相信痘神的力量，我记得，那件衣服，破旧不堪，污迹斑斑，但仍然在乡民的崇拜中相互流传。
当三婶生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个儿子，就不再做梦了。她解释到:“这就是普儿，他原来跟我托过梦，他说他要再来一回的。”所以，现在，她的儿子也叫普儿，最搞笑的是，她的女儿虽然比儿子大，但对弟弟的称呼是:小哥哥。
农民困难的处境，在现实中找不到改变的力量，于是寄希望于鬼神的超自然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如果你让他们不相信超自然力，等于剥夺了大部分人对改变命运的想像和希望，这对农民来说更加痛苦。所以，他们宁愿相信有鬼神。
其实，不光是农民，中国古代有些知识分子，对面社会的道德沦丧、秩序的混乱不堪，有时也借用鬼神的名义，写一些规劝人们的东西。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他们明知无鬼，或者说不确定有没有鬼，但也借鬼说事，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虽然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异类。从孔子、老子起，中国文化人就不把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鬼神上面。蒲松龄不说了，他也算科举制度的失败者，他也许是宁愿相信有鬼的归类。但是纪晓岚呢大官、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把改选社会的力量假托在鬼神上面
那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当时的政治体制有严重缺陷，在当时的体制和他当时的知识中，无法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
《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纪大学士作为总编，应该算是知识丰富了吧。但他所掌握的，大多是人文学科的知识，也就是用来对付人的知识。但当时的中国，西方科技文明已经进入，工商资本已经萌芽，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最需要的是适合产业及工商资本发展的政治体制。但朝庭没这体制，他这官员就没办法；自己没学科学，对社会进步无法理解。所以，他用鬼神讲故事，也反映了传统文科生在科学面前的黔驴技穷。
这就涉及迷信的第二种原因:愚昧。不是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但科学精神却是宝贵的:按实践说话，拿出证据来。
当然，关于证据，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习惯，导致很多中国人没有思维的逻辑。比如三婶的梦，在迷信的人看来，就是证据。要不然，她说洞堰塘有鬼，后来就死了人，你怎么解释当时，这个质问也确实唬人，反正我是答不出来。今天，当我有一定的逻辑思维习惯和科学素养后，我就可以回答了。从正面回答:1、这个堰塘比较深，是可以淹死人的，况且，以前也淹死过人，那时三婶也没做梦。2、从淹死人的偶发比例来看，这件事实属正常范围。3、这人是外乡来的，不知道三婶的警告，所以，他去游了泳。再者，他不知道水里有这么冷，他更不知道，这么冷的水会让人抽筋，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他被淹死的概率就更大了。故，他被淹死纯属正常统计概率范围内的偶发事件。
当然，还有反证法:1、三婶梦见有鬼就真的有鬼了2、鬼真的要害死人3、这个人真的是鬼害死的4、谁看见鬼了有证据吗当然，如果按这样追问下去，我还可以问:三婶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梦但是，这个问题有拷问三婶人品的意思，作为乡亲，没有人问得出口的。
中国在这方面走的弯路太多了，自从科学传入中国后，也有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故纸堆里找答案，而是走出去，看西方，中西融通，总比闭门造车强。
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穷其一生探讨中西文化之异同，得出值得借鉴的知识呢
我最近就在寻找这些书籍。其实，我读书，也属于单纯的求知导向，因为我不追求文凭、论文、名誉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想明白答案。
这方面的大家也还是有的，比如冯友兰、章太炎、梁漱溟，他们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还比如胡适、纪羡林等人，他们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我不妨看看，他们思考的过程。
但是，看他们的书确实比较困难。比如对“国学”的兴趣，是今天人们兴起的风潮。但第一个提出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