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三条沟共和国”在砂拉越地区崛起的并非荷兰人，而是将北婆罗洲地区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人。不过比之靠“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扩张模式，英国势力在砂拉越的登陆方式要显得更为神奇。公元1838年，一个叫作“詹姆斯布鲁克”的英国冒险家，率领一条炮艇抵达砂拉越首府“古晋”港。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由众多资本通力合作搭建而成的“有限公司”平台的话，那么布鲁克和他的炮舰就纯粹是一个“个体户”了。在商业社会中，有限公司和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户”都具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从这点来看，如果大家对英、荷等国授权“东印度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帮助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形式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对布鲁克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也不应该感到诧异。
凭借强大的武力，布鲁克和他的追随者，很快帮助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并于1841年，从文莱苏丹那里获得了总督之位。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人采矿公司与他的前任签订了矿业承包合同。次年，不满足于此的英国人总督宣布摆脱文莱苏丹的宗主权，成为独立的“砂拉越王国”，为了与那些土著王国区别开，这个白人王国又被称之为“布鲁克王国”。
很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转移至砂拉越华人采矿公司都不会愿意自己置于西方人管理之下的。问题在于，英国人的武力既然能够制服达雅人和文莱苏丹，自然也能对华人采矿公司能够造成同样的压力。因此，尽管砂拉越矿场的华人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布鲁克的统治，并且源源不断的从西加里曼丹吸引新的矿业公司及华人加入，最终还是只能接受现实。
并不需要为砂捞越华人政治萌芽的遭遇感到遗憾，毕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势力的崛起，更多是一场意外，一场在荷兰人暂时未能北上而产生的意外。其积极意义不在于有没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而在于让封闭保守的华人社会，有了一次自下而上重生组合的试验机会。只是在英国势力几乎同时登陆情况下，这场注定失败的试验，最终未能在砂拉越延续罢了。
布鲁克王国的领地原本并没有现在的砂拉越州那么大，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白人统治下的砂拉越王国，不断通过租借、武力征服等方式向东扩张，包括治服原本不接受其统治的华人采矿公司。整个扩张过程中的标志事件，发生在公元1890年。在这一年，白人国王的的私人军队控制了“林梦”地区。
如果不是把地图放大，你很难注意到今天面积狭小的文莱竟然还被分为了两部分。这块位于达雅山脉与南海之间，面积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林梦地区。林梦地区也是布鲁克王国及砂捞越州，最东边的一块土地。只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况感到满意，尤其文莱苏丹国残存的总面积还不到6000平方公里。因此直到今天，文莱还在试图从马来西亚手中拿回林梦。
白国王”这种从被殖民地土著那里直接夺取统治权的模式并非孤例。在华人主导西加里曼丹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兰芳公司崛起后不久，一位在竞争中落败的华人社团首领，率众征服了卡普阿斯河下游，距海岸线约100公里的一个酋长国，并开始以酋长/国王的身份世袭在该地区的统治，直至荷兰人彻底征服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势力方宣告结束。
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模式，还是“布鲁克王国”这种冒险家模式，能够在海外立足，很显然都是依托于其母国的强大。区别在于，后者可以以英国保护国的身份，存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中。二战结束之后，布鲁克的后继者正式将砂捞越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英国。20世纪60年代，砂捞越与沙巴一同加入了马来联邦。
与英国人在海外的花样殖民方式相比，被中央之国统治者视为天朝弃民的南洋华人社群，无论成长的路径与这些西方人有多少相似之处，最终都无法摆脱被政治边缘华的命运。像同样海外漂泊的犹太人那样倾心于经济，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在西加里曼丹的形势开始恶化之后，砂捞越地区并非是华人海外定居的唯一目的地。位于今文莱苏丹国之东的沙巴，同样也是华人寻梦之处。这一地区原本也属于文莱苏丹国的统治范围，只是早在17世纪中，文莱就已经将这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