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这提一下这种看似无关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和达雅文化的存在，其实都依赖于婆罗洲的“原始环境”。如果有一天，婆罗洲的野生大象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达雅文化，也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了。
当然，即使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不代表作为族名“达雅”会消失。适应新环境，为原有文化注入新凝聚点，是很多族群在延续并发展壮大时会做的事。达雅人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不再依赖“原始”属性，还能够内部达成共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数百年前那些引入伊斯兰信仰马来人，算是作出了一个成功表率。只不过，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群独立性，达雅人显然是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
达雅人的这一困境，在16、17世纪婆罗洲沿岸纷纷建立小型苏丹国时期就已显现。很多数时候，先期已经接受其它多神信仰，并且建立相对完善统治体系的地区，在传播一神宗教时时会更顺利些。简单点说，就是文明开化地区的社群，更容易权衡利弊做出更现实的选择。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起，基督教在韩国的爆发式传播。今天，韩国信仰各种教派的基督教徒，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摆脱“落后”中华文明的影响，拥抱更有活力西方文明的想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韩国在文化因素上如果有些“复古”的做法，比如一定程度的重新接受汉字，也同样不足为怪。
对于2、300年前，那些占据沿海港口的马来/穆斯林来说，向内陆扩张的速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达雅人和客观地理环境的“原始”性，是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足够的人力。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和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佛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所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在跻身工业化国家行业，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一个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