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一章：河套之战事实上，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反观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沛而著称，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意识作用下，学习并适应新环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一个群体在外谋生时，也往往会倾向于把领导权，交给群体中最有文化和学习能力的那部分人。重视教育的文明基因，甚至使得东亚诸国家/地区，成为这个星球上，有机会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区域。
知识改变命运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地缘相近。无论在地理还是人种、农业类型上，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最接近的地区。换而言之，最起码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一定要去海外谋生的话，东南亚地区是最容易适应的。地缘相近也使得在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人口上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来自中国的补充，最终形成规模效应，沉淀出适应属地生活的社群。
然而一个社群能够在外取得成功，不仅与自身的素质有关，更与身处的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华人群体虽然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植，就有机会东南亚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但最起码也要有容得下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在17世纪的荷属东印度，这一空间是十分宽松的。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需要借助华人的人力，更希望把前往爪哇各港易的中国商船，吸引到巴达维亚来进行交易。
应该说，荷兰人的政策是十分成功，并且是双赢的。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进入巴达维亚的华商、华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及城市的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与此对应的是，华人群体开始向介于荷兰人与土著马来族群之间的中间层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华人社群还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中间层。荷兰爪哇初期，华人社群的规模效应还并不明显。除了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开发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以外，还与清朝初期为封锁台湾岛，而严格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一定关系。公元1684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王朝解除了禁海令，允许民间出海进行贸易。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试图前往荷属殖民地谋生的华人数量，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人，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开始用审批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通俗点讲，清王朝解除海禁之前，荷兰人对前往自己领地的中国人，持的是开放态度；现在的话，则要用“工作签证”的方式来进行限制了。然而一如美国无法杜绝拉美移民的涌入一样，荷兰人同样也无法做到这点。
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间层能否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这点与中间层谋求的人口规模，却又存在一定矛盾。简而言之，如果你的人口多到让统治阶层有尾大不掉的感觉，那么危机也就到来了。在海禁解除之前，尽管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但定居巴达维亚的华人不过3000人。这一数量并不至于让荷兰统治者感到不安。然而在18世纪初，仅合法居住于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数量就已将近2万。如果荷兰人没有打算把华人群体，培养成统治东印度的政治助手的话，对于常住人口数量不过十万出头的荷属东印度“首都”来说，这一数字已足以让人感到不安。
巴达维亚城
除了中国开放海禁的影响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对华人社群造成了重大影响。几乎可以充当硬通货的香料，一直东西方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之一。在葡萄牙人成功开拓新航路之前，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对抗的需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借助对东西方商路的垄断，推高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