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果后，天启四年，荷兰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并从地缘政治层面，将台湾岛纳入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畴。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澳门及台湾的活动，后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解读。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就是荷兰人在亚洲尤其是南洋的扩张，对华人海外移民动向有什么影响。
总结西班牙后来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会归结于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模式。
比如对印加帝国的掠夺，以及黑奴隶的高消耗使用模式。
这就好像在原始农业时代，烧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种植农作物的肥力。
然而待肥力耗尽之后，如果不想个可循环的方式养土的话，就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烧荒了。
这种原始农业模式被称之为“游耕”或者“迁移农业”。
在伊比利亚双雄联手打开新世界窗口时，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无限“烧荒”的原始森林。
然而这种原始资源量再大，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分一杯羹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
与后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荷兰、英国模式相比。
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主导模式，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浪费。
一切都有如农业进化过程中，粗放农业模式最终被精耕细作模式所取代一样。
与中央帝国主导的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架构是基于“契约”搭建起来的。
契约订立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更能让每一个商人感到安全。
在渗透东印度群岛之后，荷兰人在解决人力问题的做法，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饱受诟病的黑奴劳动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引入东印度群岛，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的“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或者自愿闯荡南洋，我称之他为下南洋。
“下南洋”行为的高峰期是在鸦片战争后。
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数量将近千万。
南洋又是华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仅新加坡一地所转运的华工，就超过500万。
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比例最高之国，与它的特殊位置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契约华工”一事推动最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
奴隶劳动力的使用，本质并不符合工业\/资本时代的需求。
这也使得英国在19世纪初，最早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
并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来解决废奴后的人力资源问题。
另一方面，中央之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政治的积弱及时代的转变。
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视为洪水猛兽。
由于需求量巨大，契约华工的签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拐、骗等强迫现象。
以至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又在部分地区称之为“猪仔”，签约、转运华工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卖猪仔”。
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
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
大部分流入海外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
“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
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19世纪末对开发马来半岛资源开发。
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
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