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学家称大明的官僚为地主官僚，所以官员首先是地主。地主最注重的就是乡党，否则他的立身根本就会受到动摇。
张居正是湖广军户出身。湖广因为不沿运河，所以在诸省之中颇为超然。无论朝廷废漕改海，还是继续花大本钱走漕运，对张居正而言都是筹码，而不是切身之痛。
如今沿漕诸省，南直、浙江是表明立场要走海的。尤其是南直，推动最为积极。
山东意见还不统一。有要求走海运，好让运河水灌溉本省田亩的地主派；也有要求尽快疏浚运河，保证运河畅通的商贾派。前者看重的是运河的河水，后者看重的是运河的运量。
再往上到了北直，争议反倒小了。对北直而言，无论从山东进货还是从天津进货，差别并不大。如果漕粮不走运河，那么运河的水位也就不用常年控制在高位，大可以放开灌溉两岸农田，这倒是一桩好事。
工部尚书朱衡是江西人，户部尚书张守直是北直遵化人。前者认为河必须治，但是漕粮未必一定要走河。后者的家乡遵化在北京东面偏北，跟运河完全无关。所以张守直更加明确：哪个方案能够有利于国库收入，有利于皇家金花银收入，他就支持哪个方案。
大明皇帝的内帑与国库分离，皇帝强势的时候，就会问国库要钱。皇帝弱势的时候，户部尚书就会问皇帝要钱。张守直的前任刘体乾之所以去职，正是因为隆庆皇帝问户部要钱要物户部死活不肯答应，最终闹得只好撕破脸面，一拍两散。
工部、户部两位部堂大佬既然没有预设不利苏松商人的立场，那么下面主事、郎中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了。不管他们的意见是否睁眼说瞎话。尚书们总是要看看情况说明和优劣分析，这才好写成奏疏往上报批。
苏松商人们都是走南闯北之人，借着各自的门路。纷纷将好处送到这些人手中，附带给出了统一口径的各种资料。虽然其中不乏虚数。论述手法也有待商榷，但是看起来却是有理有据。
郎中、主事报给尚书，尚书疏入内阁，内阁票拟意见无非出自两人之手：高拱和张居正。
高拱现在正在主持册封俺答，并在宣大开设马市的大事。从张居正口中得知徐元佐此番入京只是为了漕运，他便不再将这事放在心上。相比漕运，西北互市更为重要。
这首先是一个信号：鞑靼人终于臣服我皇，百年边患有待平息。
对于高拱而言。其中意义不啻于后世港澳回归。
其次这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决策和朝中博弈。山陕商贾可以通过互市，牟取大利，自然有山陕籍官员不遗余力地推动。而山陕籍官员的精神领袖，便是被严世藩视作天下三才之一的杨博。
因为杨博身后有团结一致的山陕官员，又在军中威望极高，是以高拱对杨博也是颇为忌惮。而杨博又与徐阶的交情匪浅。徐阶在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之变后，竭力保全时为本兵的杨博，使之非但没有被贬谪，还调任为吏部尚书。现在徐元佐入京不见杨博还好，若是见了杨博。高拱难免要怀疑自己被人惦记上了。
隆庆四年的春夏之交，京师热火朝天，各方人士四处奔走。让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朝局又变得暗流汹涌。
撇开这些勾心斗角的朝局争锋，徐元佐跟男装的沈玉君带着跟班仆从，好好逛了逛北京城。
“帝都的确比我松江要气派些。”徐元佐走在青石路上，负手对沈玉君说道。
沈玉君嗤之以鼻：“说得好像松江如何了不得似的。”
徐元佐嘿嘿笑道：“现在或许只是海内大郡，但日后未必不会成为天下都会。”
“那也得排在苏杭之后。”沈玉君不服。
徐元佐突然停了下来，仰头看着一道门匾，读了出来：“芜湖会馆？芜湖那么个小地方还在京师有会馆？”
沈玉君嘲讽道：“除了你们大松江，别处都是小地方。”
徐元佐朝前走了两步，正要去敲门。却被沈玉君拉住了。
“你要作甚？”沈玉君不解道。
徐元佐道：“我去问点芜湖的事。”
沈玉君误会了徐元佐的意思，以为他不知道什么是会馆。拉着徐元佐就走，道：“你个没见识的。真是丢人。会馆是为了各省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