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住二人，说:“别扫了，把树抬出来吧。”
其实，宋有理也是偶然发现，生产队每天早上要敲铃上工，他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不敲铃在社员面前分分工、训训话，就觉得少点什么。宋有理早早起来，见下雪了，就没有再敲铃，独自在村口转悠，远远的看见田野里独自兀立的大桐树怎么不见了，走到跟前，见一堆树枝在那里，树干不见了，顺着脚印找，一直找到宋安民家的红薯窖那儿，扒开堵窖口的草扇子，大桐树平静躺在里面。
宋有理敲了敲铃，见下雪了，还要上工，有人骂骂咧咧，待听到有稀罕事要看，立即来了精神。
宋安民和陈思远在全村社员面前丢尽了颜面，出够了洋相。宋有理让二人把树抬上来，这树放进去容易，要抬上来可就难了。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社员们的不断哄笑戏弄中，终于把树抬了出来。生产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公社说数额小，不予收监，定二人为坏分子，在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
在生产队劳动改造不怕，人人都要劳动。那时候，运动多，各种运动，社员们也分不清，反正运动都要开会，开会就要学习，就要忆苦思甜，就要批斗。生产队就一百多口人，没有地主、右派、反革命。以前的批斗会冷冷清清，现在生产队出了两个坏分子，批斗会就有了内容，就有了热闹，就有了激情，就有了乐趣。
会议一般是背语录，安排生产，跳忠字舞，然后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将宋安民陈思远叫上主席台，五花大绑，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