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因为何栗而要求安东军放人，何栗除了祈祷虞祺一家吉人天相，也没有别的办法。
而被安东军“请”到登州的虞祺一家，处境要比何栗所想象的要强得多。虞祺这人张宝倒是不清楚，但虞祺的儿子，现年十六岁的虞允文，张宝却是如雷贯耳。当然这个如雷贯耳是指后世，此时的虞允文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声名不显。
安东军并没有限制虞祺一家的自由，只要虞祺父子不寻机逃跑，对于虞祺父子在路上与人交谈，负责护送的人一般不会干涉，而虞祺在与沿途百姓的接触中也逐渐放开了心事。在刚被人带出汴梁的时候，虞祺还以为自己这回是要“舍生取义”了。虞祺不怕死，甚至还想着等见到张宝以后当面驳斥“逆贼”。可看随行护卫的态度，似乎又不像是要取自己的性命。
难道是想要招揽自己虞祺心里不由感到困惑。按理说，自己坏了张宝的好事，张宝即便不杀自己，恐怕也不会叫自己好过。但负责护卫的那些人对待自己一家却很是客气，丝毫都不像是在“押解人犯”。
难道是想要先放松自己的警惕，等到地方以后再对自己下手这种想法虞祺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对于安东军的张宝，虞祺其实与大多数大宋的读书人一样，痛恨中带着一丝佩服。虽说张宝的所作所为在朝廷眼中那是大逆不道，但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却很感激张宝对他们的庇护。
事实胜于雄辩，同样都算是大宋子民，朝廷治下的百姓三餐不济，而安东军治下的百姓却衣食无忧，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安东军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要更加重视。读书人讲究个齐家治国平天下，像虞祺这样的读书人，更是将民贵君轻的观念奉为至理名言。
张宝“代君行政”的做法虽然得不到虞祺的赞同，但不得不说，安东军治下的百姓要日子好过许多，也就难怪那些百姓对安东大都护府感恩戴德，倍加推崇。
看到登莱二州的百姓生活稳定，安居乐业，虞祺在担忧安东军与朝廷抢夺民心的同时又有些痛恨朝廷里那些只知媚上的奸贼。若不是那些奸贼蛊惑官家，大宋不止于陷于当前的困境，也就不会给张宝这种“窃国之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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