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后来御前办二室的主事蔡乔觉得这样太过随便，且应该抄录一份存案备查，然后再行发还具奏人。赵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御前办便针对此事专门拟定了一个章程，凡是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御前办抄录一份，以供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个别事关机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请求，或皇帝认为不宜公开的即留原本在宫中，不做抄录，不加批示。
此外为了方便传递和保管，御前办还对此类奏表的样式和呈递程序做了规定，这样一来本是非正规的文书形式就成了半正式公文，被‘圈内人’称作‘密札’。赵昺也希望以此多一个了解地方情况和信息的渠道，弥补自己无法周知的不足，同时也借此联络君臣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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