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