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便是权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南方受战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经是富庶之地，即便云南、贵州及岭南地区也得到渐次的开发，形成了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形势。但建立宋政权的却是以北方人群体，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处于弱势。
而随后爆发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刘挚、韩琦等。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这是朝堂里的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有批评北人粗鲁愚蠢。打开《宋史》，放眼你看《奸臣传》几乎全是南方人，赵昺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变，南渡之后，长期以来面临女真金朝、蒙元这样的强敌，随时面临着亡国之危，如此选择抵抗到底的以战止战策略，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进而影响到文武关系。
在南渡之初的时候，因为高宗赵构身边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下的侵袭，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基层军队的补充。而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主战；而出身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