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们谈论起穿越，往往喜欢选择宋朝，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期；若是能过还有选择的话又会选择仁宗朝，以为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即无外患，也无内乱。事实也确实如此，其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谥号为仁宗也不是白来的。
宋仁宗十三岁时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十二年，单独执政三十年。这几十年，只有同西夏有过阶段性的战争，其余的日子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在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更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
而赵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为辉煌的时期，但其后为何又会出断崖式的坠落，迅速从辉煌走向了衰落，其间除了出现几次短暂的复苏外，直至亡国再未能重现昔日的盛况。但在他当了皇帝后，不仅亲自参与朝政，且通过不断的学习及经验积累，他却发现仁宗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同时，也为亡国留下了隐患。
赵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亦就会有争斗。在太祖实施以文治国的策略后，新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
由于新晋阶层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
不过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