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不是想为自己的‘祖宗’招魂，也无意为其洗白，说心里话自己与他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自己只是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就事论事。
在端平元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举国上下是一片欢欣，朝中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可以说士气正旺。
而也在这一年，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死去后，年轻的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更急于摆脱史弥远留下的那种持重政策带来的收缩防御影响，并以积极进取的军事行动是配合了他的所谓端平更化。
而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且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
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赵范、赵葵兄弟此时提出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采纳了赵氏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
赵昺因为理宗皇帝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至少赵昺以为当时确是一把好局，手里的牌也不错，而决定出兵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合理性。从政治上讲正是摆脱史弥远的阴影，通过一场胜利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为自己的革新铺平道路；从军事上将占据‘三京’不仅实现了重回中原的目标，也大大的改变了南渡之后窘迫的防御态势，说不定还能给大宋朝续命，自然也不用他这么辛苦了。
问题是自己这位爷爷明显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苦难，更没有机会穿越千年，所以其虽然拿着一把好牌却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结果。当时南宋宰相郑清之主持灭金之战，但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
理宗皇帝没有认清当下的形势，也没有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而是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但这只是表明工作，结果还是悍然决定出兵。更为严重的是理宗皇帝刚刚亲政，没有意识到‘人心叵测’的真谛，根本玩儿不转，又遇到了一帮猪队友，失败在决策之初就埋下了伏笔。
另外对于久居宫中，又在史弥远的遮蔽下对于蒙元的了解十分有限，尤其是对于其恐怖的破坏力可谓是一无所知。那真是寸草不留，鸡犬升天，以致守护洛阳城的敌军只有七个人，而他还幻想着就粮当地，以解决运输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对于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
但一切都已无法阻止理宗实现壮志的雄心，而牌局也在这种氛围下开始了。但赵昺觉得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而他已经发现大宋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有魄力去冒险一搏，却没有魄力去全力一搏，在这种国运赌博中以小博大偏偏还畏首畏尾，无论战和都大打折扣，而既然没有尽全力，居然也敢大大咧咧地不买保险不做风险预案，以至于两淮入洛精锐，连有序撤退都做不到，白白浪费有生力量。
南宋覆亡的命运，明确的走势从那一刻开始便已注定。至于理宗君臣，理宗自然不会承认自己“至暗”，郑清之也不会认为自己“甚奸”。其后的检讨自然是皇帝下罪己诏，主战派尽数被革职，而那些反对者则成了真正的赢家，倍受挫折的理宗也沉迷于女色，自后大宋再无人提北伐。
但是赵昺认为失败理宗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正是那些反对者，正是因为他们的非暴力不合作，且在生死攸关的执行上居然也敢扯后腿，当时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的不配合，史嵩之的借口是当时没粮运。联蒙灭金时运输是从京湖方面运输的，端平入洛是从两淮方面进入北方的。从端平入洛后赵范转任京湖制置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