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朝堂风气亦愈益恶化，并终蜕化为两党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机专权乱政，导致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文天祥听了小皇帝所言深以为是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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