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北狩之后，一批随迁及征募的宋臣进入元廷形势发生了变化。留梦炎、王积翁等人皆是宋廷的高官，他们官拜尚书进入内阁。赵与票、程钜夫、赵孟頫、谢昌元、叶李等名士也进入翰林院，尤其是皇室后裔赵孟頫的应召让那些观望的士人心里发生了变化，一批投机士人又主动向其靠拢。导致“从政潮”迅速蔓延，就连一些名士大儒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
但赵昺以为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士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而事实上沦陷区民间社会，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绝非铁板一块，留梦炎等人的被‘重用’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这些附敌的士人也知道如此做于道德有亏，更违背了圣人之言，便以自保之说希望得到同情式的理解。如此说法应该说很有市场，也常为那些降官所用，因为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勿要说在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了。许多人称虽然对旧朝一片忠心，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士人也不乏其人，向谢枋得、马廷鸾、王应麟等等许多士人，在流离失所，贫病交加之时，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开馆授徒来维持生计，甚至被迫四处流浪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入仕’。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儒士，当然值得称赞和重用。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士人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蒙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元廷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江南平定后，各地州府逐步恢复官学，这些人应召担当教职和馆职，依然传播圣人之学。这些人虽不主动附敌，不过人格、操守还是应受到质疑的，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
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概言之，宋朝遗士在国家沦丧之时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