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作为一个‘过来人’，当然清楚在中国历史上盐曾对整个社会起过极其重要的影响，而盐钞所起的作用就是盐对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折射。而当盐钞突破了它的原始功能，便对社会信用业务的发展以及封建政府的财政金融均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可成也萧何败萧何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王朝的盛衰存亡。
在宋代之后各个朝代根据其盐引制形成了各自的制度，但无外乎都需要商人花钱购买盐引。明代由于边关缺粮，执行‘开中法--盐引代币’，即盐商们需要送运粮食到边关，再从各个封疆大吏的手中换取他们手中的盐引。而清代，盐业成了民营产业，但仍是朝廷套取财富敛财的手段。
但是赵昺也知道盐引的发行开始都是应对危机的非常手段，当取得良好的效果后便不顾后果的大肆推广，然后弊端显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如条抛物线一般由胜及衰，走向末路。而这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盐引有了货币的信用职能，此也可以说是积极的方面，但也想只笼中的猛兽，一旦让其冲破牢笼就会反噬自身。
明代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又称开中。开中之制系沿袭宋、元制度，但明代多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盐引。此例以后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而不断有所变动。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
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商屯的建立使得边防得到极大的充实。
到了明成化年间，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宪宗下令停止各边开中法，令盐商于户部、运司纳粮换取盐引，但也严重影响了大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改革盐法以弥补国家的财政收入已势在必行。
孝宗弘治年间，时户部尚书叶淇改旧制，实施“纲盐制”，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十纲，缴纳引钱和税金后便可在划定的地区内专卖。而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致太仓银多至百余万，国家的财政收入骤增。
当时盐税收入达到九百万两白银之多，这还不算私盐的交易额。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国的税收总额平均不过一千万两，盐引“一本万利”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不过新法的实施也导致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商屯迅速破坏，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穆宗不得不重新规划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但因此制败坏日久，已难收得实效。
到了清代，盐引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全国各地的盐商数不甚数，户部却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到康熙年间盐引已泛滥成灾。雍正继位后严令禁止户部超发盐引，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在乾隆登基后盐引制也扭转了颓势，并早就了大量富甲天下的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
大量的盐商们捐纳赈灾，使得国内的灾民屡屡得到安抚，帮助乾隆渡过难关，也成就了其的康乾盛世。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仅过了三十年盐政的官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侵吞巨额引银，引发了‘两淮盐引案’，导致纲盐盐引制度没落。
道光年间清政府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票盐制的利害之处并不是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而是取消了行盐地界，限制显见的效果是打压盐价，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而随着票盐改革成功，清政府在淮北大量溢销盐引，并从中获取巨额税收。
这种市场经济的苗头若是得以实施下去，本是于官于民两利的好事，但大厦将倾之时外敌入侵、起义不断，使得曾国藩重改盐制。其‘寓纲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