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