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或华夏北方政权多次迁民开拓敦煌地区，汉人、鲜卑人逐步超过原来的土著，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大族。
拥有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汉人开荒屯田、兴修水利，骁勇善战的鲜卑人养马畜牧，两个族群各尽其能，可谓泾渭分明。
但到了唐朝，因朝堂策略引发双方产生了严重冲突，曾在莫高窟留下诸多历史遗迹的鲜卑氏族消失了，于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原士族开始大力发展更适合汉人社会生活的农耕经济，将大片适宜游牧的天然草场开垦为粮田，并因此使得敦煌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古代的最顶峰。
但是物极必反，因为滥垦滥伐，再加上过度灌溉，沙、瓜两州的生态环境终于崩溃，原本水土肥沃、草木繁茂，面积多达十数万平方公里的绿地逐渐转化为新的沙地和戈壁，而曾经创造繁华盛景与灿烂文化的敦煌与瓜州两座古城也变成了残垣断壁，渐渐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过，亲眼见识到敦煌千年前后状态的巨大落差，李曜并没有触景伤怀，反而觉得灵台一片清明，想出了一个便于执行自己宏大计划的新切入点。
正如老子曾经曰过的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阳者，乃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来源，生杀之本始。
世间的人与事，皆兼具着对立而不绝对的两面性，总是善与恶、利与弊相互并存。
相同的一件事物，在不同时代通常会时好时坏，时善时恶。
后世被公众猛烈抨击的“财阀”自然也不例外。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俱都懂得以正反两面去看待事物，他们不仅会善用事物的正面，还会善用事物的的对立面。
所谓“趋利避害，化弊为利”，便是说的此道。
唐朝虽然有着严格的坊市制度与宵禁制度，但在天高皇帝远的沙、瓜两洲却显得异常宽松，而唐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扶商政策，更促成了这一地区外贸经济的空前繁荣。
在李曜看来，这个时代的敦煌简直就是一块绝佳的资本主义萌芽地。
“西沙贵坊”就像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若想让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家“财阀”，乃至由多家“财阀”组成财力更雄厚和势力更庞大的“财团”，并以此来带动整个敦煌城走上原来时空中十三世纪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轨道，当然还需要李曜的精心呵护和栽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缔造一个稳定的地方政治环境。
因此，李曜觉得只凭一份奏折显然还不能让自己的便宜老爹对敦煌的中原士族放心，难保他还会相信某些近臣的馊主意，没完没了地派人来继续折腾，于是她便建议张护拿出实际行动向大唐朝廷表明忠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贫道觉得今上显然对你们这些敦煌的中原士族不放心，否则朝廷也不会一直不在沙州设立刺史、长史、司马等主官，甚至改‘沙州’为‘西沙州’，大有降格、废置之趋势，兴许过不得多久，西疆还会有第二个贺若怀廓大驾光临，到那时只怕贫道已身在异地，可没有办法再帮张参军让别人病故了。”
聪明人不需要别人太多点拨，升官欲与发财欲同样强烈的张参军听了李曜的这番话，只片刻工夫，便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但绝对让唐皇李渊既放心又开心的决定——派遣自己唯一的嫡子张栋随同李曜一行前往长安，名为赴京求学，实为入朝为质。
“道长在看甚么呢可是有甚么心事或者说有甚么事物忘拿了么三郎可以马上派人打马回去为道长取来。”
李曜正想着，耳畔忽然传来张家大少爷张栋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话，殷勤之意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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