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
四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六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
咸丰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
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
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竟不知给了敌人可趁之机。
英法联军便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他们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不到三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咸丰本无抗战决心，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
又过了半个月，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占领天津。
咸丰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咸丰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清朝大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