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十分友好，一边品茶一边聊天，从刚刚去世的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说到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卢兆麟意味深长地用德语提到康德的名言，“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西方列强侵略东方，抢占殖民地，哪里还有什么道德法则他们视东方人是野蛮落后的肮脏蝼蚁，实际上他们自己更像毫无人性的野兽。
皮埃尔仿佛没听出他的话中有话，兴致勃勃地转移话题，说起朝廷发布新官制，大权集于满人，又谈到美国教会在申城开办沪江大学，而京城却在抵制美国货，等等。卢兆麟也笑容可掬地与他闲聊。他特意说起三个多月前陕甘总督与德国商人订立建造兰州铁桥的合同，卢兆麟便提到北洋大臣下令收回英国人创办的洋灰公司。皮埃尔聊了聊《中印续订藏印条约》，卢兆麟便随口说起日本交还奉新铁路。皮埃尔谈了谈京城建立协和医学校，卢兆麟提了提朝廷颁行禁烟章程，定期十年禁绝。
两人谈笑风生，互相试探之后，不露痕迹地转移话题，说起法国的香水、中国的丝绸、欧洲的歌剧、东方的音乐、新兴的西医、古老的中医，然后还兴味盎然地比较了一下东西方的美女，很绅士地大加赞扬。
气氛越发融洽。
过了半个多小时，皮埃尔才谈到正题，“我这次过来，是因为我们的滇越铁路公司在贵国云南境内遭到暴徒袭击，蒙受巨大损失，设备被抢，职员被绑架和杀害，种种罪行，实在令人发指。我国公使已经向贵国朝廷进行严正交涉，要求交出凶手，解救被绑架人员，查找被劫设备，赔偿停工期间的一切损失。贵国外务部也就是以前的总理衙门已经明确表示，将满足我方的一切要求，还请卢大人配合。”
卢兆麟淡淡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是文明人，不能行野蛮之事，定罪量刑，都要讲证据。有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云贵总督发来的公函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云南蒙自知县接到滇越铁路公司报案后，积极侦缉，现已结案。绑架并杀害铁路公司员工的凶手已经抓捕归案，并判斩立决，去年十一月已押往春城，斩首示众。这伙凶徒对绑架以及凶杀一事供认不讳，却对劫走机器等事拒绝承认。他们都是文盲，根本不懂什么机械设备，更不懂怎么运走。蒙自知县亲眼看过所谓的勒索信，上面有中文和法文，都写得非常流利且优美，不可能是一帮完全不识字的匪盗写出来的，因此他判断这是法国人内讧而造成的纠纷，既是洋人内部的事，自然不归我们的官府管。至于滇越铁路公司声称被绑架的几名员工，实则是自动离职，另谋高就。目前，他们都在西南铁路公司供职，准备参与修建成渝铁路。”
皮埃尔听他有理有据地一番辩解，心念电转，思量对策。
卢兆麟随后拿起一份公文，推到他面前，“滇越铁路公司从1903年开工修建滇越铁路云南段，招募各省民工已达十万人。这些劳工不论寒暑，日夜在工地做苦工，严重超时工作，伙食极差，衣不蔽体，没有节假日，没有工钱，还被法国监工随意虐待。截至去年出事时止，短短三年间，竟然有两万中国劳工被法方虐待凌辱至死。根据四川总督府颁布的《西南劳工律》，滇越铁路公司必须补发拖欠我方劳工的所有工钱、伤病者医药费、重伤致残和死者的抚恤金，总计四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九两白银。为表示友好，我们把零头抹去，法方须赔付四百六十八万两白银。若是滇越铁路公司付不出来，就只能用云南筑路权和云南段的已建工程来抵了。”
皮埃尔看着公文上用阿拉伯数字列出的一项项明细。工钱包括基本酬劳、加班费、伙食补贴，每人一个月二两银子，已经是很低廉，让他无法挑错。重病和伤残者也附有蓉城的法国医院开具的诊断书和治疗方案，打伤的、累垮的、因工地事故而致残的，病因和所需医药费一目了然。每个死者的抚恤金也才一百两银子，不过是洋人上几次饭馆或者买几套茶具的花费，也不能说贵。主要就是基数大，十万劳工，死两万，残三万，伤病五万，几乎就没一个是囫囵的，所有明细一加，总数就惊人了。
面对愚昧无知的清廷老朽大臣，皮埃尔可以声色俱厉地谩骂，也可以指桑骂槐地威胁，可现在面对的却是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