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天府，大明朝廷的各个衙门，几乎都集中在皇宫之南到长安坊之间的那一片区域。
但是，有两个衙门不再其中，一个是刑部，一个是大理寺。
这两个衙门因为负责刑罚和审案，大理寺位于皇城西侧，靠近应天府城中心的区域。而刑部则位于内城朝阳门和朝阳门之间，位置更是偏僻。
这主要是刑部还有一座重要的附属建筑，那就是天牢。
这一个多月来，朝廷因为陛下御驾亲征，太孙监国而沸沸扬扬，刑部同样因为关押了大批山东官员和六大粮商的家眷，引发了众人关注。
除了朱元璋时代，再也没有那个时期天牢里面会一次性关押数十名七品以上官员。因为关押的人太多，天牢甚至不够用，只能将六大粮商以及他们的家人关押到大理寺的监狱里面。
刑部天牢虽然名声响，但是条件相对较好，许多官员都能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而且还能享受放风的时间。
除了这些，只要家里有银子疏通，他们还能读书，写书，甚至于其他官员一起下棋喝茶。
许多大臣甚至是以天牢为家，写出来不少巨著。
当然，这只是官员们能享受的待遇，像那些江洋大盗，土匪，马贼，他们就只能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甚至是水牢里，等待生命的结束。
从正月山东案件爆发，二月这些官员被关进了大牢，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组织起来的三司会审，已经进行了超过十次审讯。
大部分官员都对他们犯下的过错供认不讳，但是仍然有不少官员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明朝的官员考核，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和税收。
移民政策会让老百姓们背井离乡，低廉的粮价也会伤害到老百姓种粮食的积极性。
朝廷一边要求官员们提升政绩，一边却又鼓励百姓迁移，打压粮价，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矛盾关系。
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一些官员们不服，也就能够理解了。
所以，即便是三司会审，大部分负责审讯的官员也会同情他们，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悖论现象，不能全部怪这些官员们。
但是在皇权时代，是不会管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听话，那就是最大的错误。
所以，现在矛盾不是这些官员做的对还是错，而是应该如何量罪。
错是肯定错了，但是到底是重判还是轻判，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才是最困难的。
大明不是不讲法律的地方，一切都要依法行事。只要不是叛逆，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
因为不符合法律的命令会被大臣拒绝执行，皇帝总不能亲自拎着刀，去砍了犯人的人头吧！
皇上与大臣，是管理与被管理，但是有时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大臣们要执行皇上的意思，一般情况下，是不敢挑战法律的底线和皇上的耐心的。
审判山东大案要合情合理，更要合法，任何要替犯人脱罪的行为，都被视为同谋。
大臣们难免又唇亡齿寒的感觉，倾向于轻判，但是轻判也必须要找到轻判的理由，不是谁说轻就能轻的。
拖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案情环节也都在三司会审的过程中，被调查的一清二楚。
没有一个官员被判死刑，有二十余位降职调任，戴罪立功。有十余个被去官除职，发配三千里。
还有十余个不轻不重的，只是丢官，连发配都不用，甚至依旧保留文勋级别。
像这样的情况，今后只要风头过去，就还有可能重新起任。
但是，对六大粮商，官员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关于他们的处置，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朱瞻基定调，那就是抄没家产，发配境外。
因为这是一开始朱瞻基就已经表现出态度的，所以这些官员们一切审判，都是根据这个基调在来。
他们不是要找出这些商人犯的过错有多大，而是要让审判的过程，符合朱瞻基当初的话。
这也是所有官员们，给这位监国太孙的面子。
朱瞻基当初盛怒之下，说出了要把这些跟朝廷作对的粮商们都发配塞外和南洋，他们自然不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