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权，都有一种多收税的冲动，正如地赋，老是有人在颜大少耳边嘀咕说收得少了。
商人们贩运商货，往往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尤其在战乱时期，收得税率高，收税次数多。
过去的逢关纳税手续繁多，其间关口官吏卡拿勒索，商人的实际损失比明面更大，更浪费宝贵的时间。
东南府的情况好很多，而孙承宗立法，正式确定收税只收一次，商人们按要求交过一次税，手中就有了税单。沿途碰到稽查的，只需要亮出税单，即可以了。
敢知法犯法，勒索敲诈的东南府官员，一经查除，一律严惩不贷。
同时，胆敢伪造税单，逃税漏税的商人，东南府执政府必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劳动改造”的威力！
收税重，同时一税到底，严查胥吏的税收法向民众公布，组织官府文官、办事员和商人“学习”文件精神，除了广而告之，公布之外，还组织人员进行学习，此乃颜大少带来的“特色”，受到了孙承宗的赞扬。
……
孙承宗不仅立法，还立规，譬如他协助完善了东南府文官系统。
东南府的行政人员不叫做“公务员”，而是文官+办事员的那种。
好吧，颜大少承认失误，还没到“公务员”这种社会发达、制度完善和iq高企的时候，那么就是官吧。
文官的选拨必须经过考试，类似于科举考试，对参加考试者只要是东南府正式子民，没有什么门第，出身，城乡的歧视，考试通过即可以进入官府任职。考试的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政治、经济、数学、物理等诸学科合在一起。
考试通过后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有一套完整培养的流程，例如某部的标准仕途是这样的：某部的办事员（为期两年）-基层实习（为期三年）-某部低级文官（为期三年）-地方初级文官（为期三年）-某部中级官员或者地方中级官员（大约十年），之后看造化了，能否升到高级官员。
他主张既要有地方履历，又要有部里的经验，说起来乃是“宰相必起于州部”，高规格，培育人才当成了宰相来培养啊！
不再象明朝那样，考中进士之后，即可授七品官，结果什么都不会，到了地方和部里，尽受胥吏的欺骗，甚至给胥吏凌驾其上。
而从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则业务知识熟悉，不再产生以前的弊端。
这是对大明科举和官员任职的一种倾覆！
孙承宗是科举制的既得利益者，却反过来推翻了科举制，他说：“老夫年龄老了，脸皮也厚了，别人说什么都不怕！”
还有什么比他这样的人去当科举制的掘墓人更合适的人选，其实东南府官员的选拔任用也是从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但世人多有疑惑，毕竟他们见惯了科举制是怎么选官，对于东南府的用人任官方式不感冒，心忖你这个小海贼，哪会知道怎么样用人！
颜常武推行的文官制属于辖地内自嗨，大陆的那些精英，根本不鸟东南府。
一些与东南府交好的朋友，也都劝说颜常武开科举，即仿照大明来秀才---举人----进士----放官，如此一来，才可以吸引人才。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东南府人员普遍强于做，弱于说，许多好的经验，说不出来，写不到点子上，也难以反驳对方。
孙承宗一来，吆喝上几嗓子，大家就信他了！
人比人，就是气死人。
他威望高、提出来的证据多，说得头头是道，把科举制的弊端一一陈述，驳得任何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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