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从买卖经营中产生，一朝一国的买卖经营足够活跃，财政经济才能足够繁荣，因而关乎赋税的调整变更，是绝不能因此降低当下朝国经济的活跃程度的，否则便是失败的调整。”秦洵斟酌道。
至于这个所谓的“朝国经济的活跃程度”，倒不一定是指买卖的成交数，而是当指整个朝国的买卖经营活动最终合计的经济价值。
好比说，假设不计成本，一串糖葫芦卖一两银子，在不征税的情况下，卖出一串糖葫芦的一两银子全数落入了小贩囊中，若是一日卖出一百串糖葫芦，小贩一日经营收得的利润便是一百两银子。而当朝廷对此经营作出征税之举，小贩每卖出一串糖葫芦需缴纳一两银子的赋税，如此一来，若是小贩仍向过去一般将一串糖葫芦的价钱停留在一两银子，他的经营便会血本无归，应对的举措往往便是涨价，一旦糖葫芦涨价，多少会有部分顾客不再来买糖葫芦，于是小贩每日经营收入的利润增减，便与价钱涨幅并买卖成交数挂了钩。
假设小贩将一串糖葫芦的价钱涨为二两银子，每卖出一串糖葫芦需缴纳一两银子的赋税，如此一来小贩每卖出一串糖葫芦的利润收入仍旧是每串一两银子，而对于顾客来说，买一串糖葫芦需付出的价钱从一两银子涨上了二两银子，每日糖葫芦买卖的成交数量不足一百串，小贩的利润收入便不足一百两。
朝廷的赋税规定不会更改，小贩为了保证自己充足的利益，便会摸索着将糖葫芦的价钱制定在一个不会比过去不缴纳赋税时利润少的水准，假设他最终将价钱定在了每串糖葫芦三两银子，每卖出一串糖葫芦缴纳一两银子的赋税，如此一来每卖出一串糖葫芦获得的利润为二两银子，成交数却因价格的增长降低为每日六十串糖葫芦，算下来小贩每日经营获得的利润为一百二十两银子，倒是可比不缴纳赋税时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然小贩也不可为了追求更大利益毫无限度地给糖葫芦涨价，比如说小贩给每串糖葫芦定价为十两银子时，再无一人来购买他的糖葫芦，那他经营的糖葫芦买卖便会再无收入可言。
因而在朝廷对买卖经营活动规定了一定程度的赋税时，商人们为了既能按规定缴纳赋税，又不会损害到自身利益，甚至能比之过去获得稍大些的利益，往往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摸索，都能自主将原本的经营价格调整到一个适应妥当的程度，如此的赋税规定，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朝廷国库的收入充足，又不会对朝国的经营市场造成太大的动荡影响，甚至还能稍稍推动着更加繁荣。
然诸多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就像假设所言，小贩为了贪求更多利益给糖葫芦定价过高
，反倒造成再无买卖成交一般，若是朝廷规定的赋税不够合理，受赋税影响的市场则会动荡太过乃至无法挽回，再用假设为例，若是卖出一串糖葫芦征税为九两银子，那么小贩预想着卖出一串糖葫芦再缴纳了赋税还能落下一两银子，每串糖葫芦的定价至少要在十两银子，然十两银子一串的糖葫芦根本无人光顾，若是小贩降低回原本卖得出糖葫芦的二三两价钱，一串糖葫芦九两银子的赋税规定仍需遵守，小贩入不敷出，糖葫芦生意便是无可挽回地倒闭。
以小见大，糖葫芦生意是如此，旁的一切经营活动更是如此，合理的赋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并促进着朝国经济的繁荣，一旦赋税规定不理智，朝国的财政经济便会迅速崩溃。
所以朝国赋税的制定及变更，定然是要统治者谨而又谨、慎而再慎地拿捏决断，必须在保证朝国经济的活跃程度不会比之当前受损降低的前提下，再以赋税一制满足调整物价及国库收入的目的。
“历来毫无理智、暴虐苛税的王朝，就没有长命的，那么多前车之鉴，后人若是不知引以为戒，也不必坐在这上位者的席位了。”齐璟埋了半张脸在秦洵肩下的衣料里，说话时温润的嗓音听入耳中带了些沉闷。
暴虐苛税的王朝往往是被苛税压榨干了的百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所覆灭，“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言，当是每个上位者铭记于心的道理，百姓能将统治者奉在明朗倾泻的日光下，也能一朝激起千层浪，将原本高高供奉的小舟卷下无尽深涡。
秦洵轻笑:“暴虐苛税固然不可取，全然无税却也是不可取，先前应付商儿时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