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依旧对铸币钱息喋喋不休的魏忠贤，毛文龙心中却想，要想实现自己带领孤臣党站在朝堂顶峰，掌握大明命运这个目的，自己必须寻求帮助，那就是这个现在被皇上当枪使唤，用以在东林党中夺回皇权的阉党，将这个已经势力长成的集团拉在自己的阵营之内，联合起来对付东林。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自己的一个敌人，而且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那将是事半功倍，在自己和阉党两面夹攻之下，东林想不死都不行。
联合阉党共同战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利用阉党在民间的恶名声，让他当自己的一把枪，那些得罪人的活，就让他去做，而自己就站出来做个好人。等将来东林倒了，自己再跳出来，义正言辞的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党一举铲除，到那时候，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中兴国家的愿望理想。
比如说眼前，自己给魏忠贤下了一个套儿，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有了债务的日子会让人发狂的，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填补上这个窟窿，毛文龙就准备利用这件事情，来实现自己对已经壮大起来的工商业征税的目的。
征收工商税，才是真正改变大明财政，解脱百姓，确切的说是农民巨大税赋徭役的根本做法。
史学界常强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
而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已经疯狂逆袭。各地着名商帮迅速崛起，而他们的代表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而推波助澜的是大明养士的规矩，规矩是好规矩，但被弄走了样。这些士子举人在取得功名后，按照规矩，凡是他名下的田产产业都不再上缴一点赋税，所以，商人百姓，全部极力的投献他们，肥了士子阶层却掏空了国朝的收入，如此往复循环，大明的财政不溃败就出了鬼了。
而在得到巨大投献收入之后的士子，开始用各种手段上升，最终走向仕途，在当时税率已经很低，结果这些人还不满足，还偷税漏税，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任何一种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结果一个商业最繁华的金华，每年收税只有七两，连官员的俸禄都不够，简直就是赔钱。
而全国的年工商税收不过三百万，而到崇祯上位，东林复兴，整个大明的商业税就几乎为零了。
结果天灾不断，战争扩大，动乱爆发，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崇祯就不得不开征三饷，不得不一再增加农民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