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一个加拿大回国的投资人，有点兴趣。然后我就开始做预算，先是说一百万，后来慢慢放低到七八十万，用了大概三四个月，把剧本写好，可能时间太久了吧，人家又没多少兴趣了。我还不死心，继续联系，最后找到一个上海的朋友，愿意投40万。实在没办法了，一咬牙，不拍胶片，拍高清的也行！最后拉起来一个剧组，临开拍前，那个朋友说投资了个店，钱不够了，只能先给十万。我不想再等了，自己找家里凑了十万，边拍边借……”
靳军说的还算是轻描淡写，但是王奈杰听着，都能想象到当时的艰难。
拍过戏的都清楚，开机就要钱，剧组要开支，演员要片酬，工作人员要工资，机器、灯光设备什么的就更别说了，都是按天算钱的。
“也不敢走远了，就在北河一个老镇子上拍，剧组一共二十来个人，有同学、朋友，也有外边找的，一共拍了30天。总共才30万不到的资金，实在给不出正常的劳务，就是一点辛苦，。我也不好意思严厉要求，这么点钱让人没日没夜干，说不出口。只能拼命赶进度，又没有管理经验，剧组里的人还闹矛盾，最后我发现不断地妥协，拍出来的东西已经越来越跌破心理底线，跟想象中的电影基本两码事了。”靳军叹了口气。
“我就跟剧组人说，算了，拍不下去了，他们都懵了。摄影师是电视台的，说他跟单位请假拍电影，领导还挺支持，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得有个交待。其他人也劝我，都拍了一大半了，坚持坚持。我就硬着头皮继续拍完，那时候什么都不懂，送审、卖给电视频道都没想过，剪完才发现，确实拍得差，而且题材敏感、过不了审。”
“后来呢”王奈杰听得入了神。
“后来又是千辛万苦，参加了圣丹斯独立电影节，还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奖项。当时总觉得送展了，有希望海外发行，但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英文也不好，根本不知道找谁，最后砸手里了。”靳军端起桌上酒杯一口闷了。“那部电影叫《秋末》，到现在也没有卖出去。拍完之后欠了一屁股债，周围人都不理解，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自己也觉得不是拍电影的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抑郁，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整晚整晚睡不着，一个人在街头溜达。”
他看着王奈杰:“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自己四处借钱，砸锅卖铁拍戏，然后慢慢还钱。所以我特别佩服你，能自己凑钱拍电影，还能拍得那么好。”
“别这么说，我拍的其实也还是商业片。”王奈杰给他倒酒，又碰碰杯子。“现在应该容易点了，大环境好，投资人也多。”
他敢拍《情人节游戏》，那是因为知道不会亏钱，跟靳军性质完全不同。
靳军这样的导演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为数不少，大多数人评价的好听点，会说是理想主义者，说的难听点，那就是愤青、地下电影、阴暗压抑……
尽管以前偶尔听说过只言片语，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机会坐下来听一个独立电影导演如此详细地讲述亲身经历。
国内电影市场爆发以后，就有大批的投资人挥舞着钞票到处找项目，很多年轻导演的处女作都能拿到百万乃至千万的制作，也有专业团队帮助上映。
“并不容易，反而更难了。因为年轻导演更愿意去拍商业、叙事的东西，更受投资人欢迎。现在你想要拉投资，就得往商业、叙事上讲，必然得牺牲个人的表达。”靳军说的很实在。
王奈杰默然，他知道这都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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