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二十章：东南亚洪门和“反清复明”思想能够延绵不绝，除了恢复华夏理念天然所有的群众基础以外，与东方被西方的“发现”有着莫大关联。东西方贸易线的打通，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潜力，并使得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绝大多数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初期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所希冀的只是赚钱养家，最后落叶归根。然而在陌生的环境中，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单打独斗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一个个群体，以共同抵御风险、争取利益成为了自然选择。这种聚结群体的做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
“社会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很多动物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不过人类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比之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来说，总归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体现在“社会性”的特点上，就是人类懂得以某种后天创造的“意识形态”为聚合点，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而其它生物，包括人类最初所遵循的组织原则，仅仅是基于天然的血亲关系。
鉴于过往的一段历史，“意识形态”一词在中国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意识。实际上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一直说，主义也好、宗教也罢，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任何对事物的观点和认知，都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人越多，它在政治上想象空间也就越大。从这点来说，创立“一神教”概念的犹太人，之所以无法竞争过2.03.0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在于“犹太”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统，甚至是基于母系传承的血统之上。
以血源纽带聚结为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犹太人算是这个星球上少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了。唯一不同的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面积太小，且处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地中海之侧，使其无法依靠如此“原始”的组织原则做大族群。其所创立的，在传播力上如此“先进”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客观上只被用来避免族群解体；而身处东方，地理位置上定性为“海中地”的华夏社群，则有机会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枝。
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种或者穆斯林的口号，就让印尼、马来西亚合并，欧洲统一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洪门致公堂。这促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致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后者在下野之后，在香港着手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致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富庶且临海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民国”地缘中心后，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蒋介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18世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