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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印度公司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义务，帮助西印度公司渡过难关。

    至于蔗糖，大员同样可以出产。

    到底是让自己，独自掌控下的大员蔗糖来占领市场，还是与西印度公司的投资人，一起去投资巴西，商人们心里自有一笔帐。

    一个令人玩味的结果是，在葡萄牙宣布d立的第二年，即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借着这个历史机遇，

    占领了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马六甲，葡萄牙则只剩下了d帝汶。

    从商业角度来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

    这就像现在的大公司，习惯在投资每一个项目时，设立一个d立法人性质的子公司一样。

    模块式的结构，使得一项投资受损之后，不至于影响其它投资的安全。

    另一个同样看起来，颇为合理的商业思维是:集中资源在某一地区完成垄断，好过将投资，分散在那些激烈的区域。

    然而，问题在于，纯粹的市场模式，固然可以让行动更加的有活力，但很多时间亦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

    反观“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出现在人类文明中，便在于它有从顶层调配资源，做战略统筹的功能。

    虽然集权与分权，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不过，荷兰人商业色彩，过于明显的决断模式，显然并没有办法，让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

    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并没有从东印度公司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

    在巴西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的西印度公司，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退出巴西，以换取葡萄牙人与之进行贸易合作。

    当然，毕竟荷兰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如果说，完全没有从国家利益考虑巴西的去留问题，也是不对的。

    只是，摆脱西班牙帝国控制、踩在葡萄牙人身上崛起的荷兰，此时同样面临来自大英帝国的挑战。

    从公元1652年开始，一直18世纪末，先后发生了四次“英荷战争”。

    在这种复杂的博弈局面之下，你不可能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合纵连横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就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来说，荷兰人在东方的全面碾压，并不妨碍它与前者，在新大陆的和解。

    另外，做出这种取舍本身，还与荷兰人重贸易、轻开发的“贸易立国”特点有关。

    毕竟，就算勉强控制了巴西，也还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经营。

    而在这个问题上，摈弃了封建制的荷兰做起来，并不比葡萄牙王国更有优势。

    1652年，荷兰与葡萄牙在巴西实现和解，将“新荷兰”交还给葡萄牙。

    其后，虽有荷兰人虽然一度反悔，希望拿回荷属巴西的领地，但直到1661年重新订立条约退出，也没能拿回。

    而巴西整体上，在17世纪中实现了和平。

    如蝴蝶效应一般，这次发生在大西洋之滨的变故，再次影响到了太平洋之滨的大员。

    受巴西蔗糖产量恢复的影响，运程更为遥远的大员蔗糖开始出现滞销。

    经济景气时，矛盾容易被隐藏，毕竟大家都有钱赚。

    一旦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激化了，而这个机会，被正需要退路的明郑抓住。

    在放弃大员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蔗糖产业，转移至了爪哇岛的巴达维亚。

    后面的事情，前面同样已经讲解过了，随着巴西蔗糖产业的现次复苏，荷兰人与国人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次，再没有z成功式的z治人物利用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