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88;#12288;关于杭州织造局乱请银的问题，水墨恒向张居正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将那帮钦差太监在杭州奢侈糜化的生活作风，以及杭州知府周文龙对织造局深恶痛绝的态度，一并亮了出来。
#12288;#12288;张居正听后，既愤怒又高兴。
#12288;#12288;愤怒的当然是杭州织造局，国库这些年穷得打寒颤，王国光接任户部尚书才一年，卧槽，头发都白了一半不止，那些王八蛋却一个个拿着国家的钱，吃喝玩乐逍遥自在，活似神仙。
#12288;#12288;高兴的是，既然摸清楚了，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一改痛疾。
#12288;#12288;水墨恒也将周文龙的一点担忧说了。
#12288;#12288;张居正听后嘿嘿一笑:“周文龙这个人，一向稳重踏实，若没有朝廷的旨意，他断然不敢触碰祖宗的规矩。”
#12288;#12288;“那先生准备何时动手”
#12288;#12288;“得等待一个契机。况且你这刚一回来，我若立即着手的话，冯公公会以为我俩联手对付他，容易激化矛盾。其实，我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根本没有对付他的意思。”
#12288;#12288;水墨恒当然认同。
#12288;#12288;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可谓忠实的仆人，跟家人一样。在亲疏关系上，朱翊钧应该更偏向于冯保。
#12288;#12288;可以这么比喻:冯保虽是仆人，但因为隆庆皇帝不在，他督促皇上学习，协助皇上理政，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而张居正是朱翊钧的老师。父亲的角色与老师的角色，当然是有区别的。
#12288;#12288;而此时的张居正，还处于集权阶段，就是如何将执政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最好是一呼百应！
#12288;#12288;但离这个目标还有些距离。
#12288;#12288;所以一不能轻易得罪冯保，二还得加强集权的步伐。所考成法才应运而生。
#12288;#12288;考成法，固然是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用这个方法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更进一步地讲，是提高内阁的地位，增加首辅的威慑力。
#12288;#12288;因为张居正上疏请行的考成法，内容主要有两点:
#12288;#12288;第一、但凡皇上谕旨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由专人负责，限期完成。
#12288;#12288;这个期限由六部和都察院设定，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12288;#12288;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请注意，是逐月，而不是三年六年。
#12288;#12288;六部和都察院对每一位官员承办的事情，完成的情况都要记录在册。每完成一件，登出一件，反之亦然，否则以违罪处罚。
#12288;#12288;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和都察院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进行议处。
#12288;#12288;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核实。
#12288;#12288;最后，无论两京还是地方，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罢黜，都凭借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
#12288;#12288;简言之，用六科监督六部和都察院，然后内阁再来监督六科。
#12288;#12288;对于首辅是集权，但对于部院是分权。
#12288;#12288;明显三权分立的思维。
#12288;#12288;提及三权分立，都不自觉的想到西方哲学家洛克和孟德斯鸠。其实洛克写《政府论》是在1690年，孟德斯鸠正式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在1740年《论法的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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