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背后撑腰，自然便有了议政和争取利益的资格。
适说的，无非也就是之前已经宣扬过的几件事。
赋税征收，需要得到询政院的许可，才能征收。这包括贵族封地的贡赋和私田的税收，必须要让民众争取到一个固定的税额，不能今天加个丘甲赋、明天加个宿麦税之类。
生产的话，就必须改革掉商丘城的公田制度，彻底毁掉公田，成立三五户一组的互助小组，最大限度地利用牛马完成牛耕变革。
为了吸收大量贵族的资金投入到沛县的手工业当中，还得借用民众的期待希冀，来制定最高的利息，保证投入到手工业和庄园农业获得的利润比放贷要高。
而想要保证这些实施，或者说这些不被宋公和贵族随意推翻更改，又必须争取到议政权、集会组织乡社乡校之类的权利。
这种权利就如同监督天下的鬼神天帝一般，日后宋公和贵族要是违背，要有组织和力量打爆他们的狗头。
正如当年子产不毁乡校，而子产一死郑国的“街头政治咖啡馆”乡校纷纷被损毁强制关闭一样，适信不过贵族更信不过国君，所以必须要让商丘的民众保持足够的军事优势。
种种需求和权利，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又为民众提供足够的余钱和力量加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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