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泯灭以及对人权的抹杀。
我在了解接触沈晾之前，不了解有关于特殊监狱的任何信息，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特殊人物在其展现出一丝一毫的危险性时将它们捉拿归案，送进那个“大炉子”里改造，但我敢说，特殊事务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清楚他们的任务人进入那个监狱之后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甚至于，他们将任务人看做怪物，而不是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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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察觉到他的变化是出现在沈英英的案子之后。他早已在入狱前的十几年里反复验证了自己的能力无法通过对预测对方口述内容的更改而改变的事实，但他对沈英英依旧说了与预测不同的时间。这个时间很关键，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他已经开始和吴不生出现了旁人难以知晓的试探和交流。
但是我没有试探他，也没有吐露任何怀疑。当时我照顾了他八年，他已经是我的亲人。
你们也许会问，我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何在。我做了十几年的军人，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做。
当整个社会都唾骂一个人，污蔑一个人，甚至连将领都命令我这个士兵以带有偏见的目光看待对方，我是否该这么做？
你们会说，这不是偏见，因为这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又或者你们说，这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结果。我读的书不多，不会摆些伟人的例子，但我能问问广大的群众，你们是亲眼看到的真相吗？你们是亲耳听到的证据吗？哪怕你们亲眼看到，也只明白一个人死了，却不清楚他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正义者们，起哄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将失败者的失败扩大，成功者的成功昭着。而受害者有时并非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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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带给人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它能先影响这个人的家庭，再影响这个人的工作，最后彻底摧毁这个人。
哪怕我在沈晾身边整整九年，我也无法体会他所承受的那种压力。但是我在赶向沈英英别墅的路上有一段时间体会到了那种压力。
如果我选择的是错误的怎么办？如果他的确是个杀人犯，而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帮凶怎么办？如果我的疏忽和轻信导致我没有见到我所亏欠的战友最后一面，也导致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