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苹果、半块国王饼、一支新钢笔。他很害怕独处，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就算不来找我，他也不会老实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牛津的第一年，人们已经开始悄悄议论亚历克斯的‘朋友’们，有几个姑娘，大多数是男孩，我见过其中几个，但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很快。我从不问起，亚历克斯也从来不说。”
“你可以想象，亚历克斯的社交触须布满了牛津和伦敦，向周围的乡村俱乐部延伸。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从院长的女儿到没人愿意搭理的末日论信徒。他把我也拉进了他的社交世界，那些晚宴、沙龙和酒会，尤其是沙龙，听起来很迷人，但其实就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在争夺话语权而已，每个人都在高声说话，互相打断，完全没人在听，吵得像一群野鹅。我是亚历克斯的影子，人们要不就假装看不见我，要不就过度热情。有一段时间亚历克斯很喜欢去那些秘密的左翼集会，听狂热的学生讨论要怎么拆解他们自己所在的阶层。巴里常常在家里举办这种集会，对，‘中间是a不是e’的巴里，他的全名是布兰登·莫顿，后来在外交部工作。”
“等等。”记者皱起眉，“布兰登·莫顿是个苏联间谍。”
“对，巴里曾经在学校办过左翼杂志，军情五处早在1955年就把他放上了监视名单，但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在外交部待了十几年，事情到1972年才彻底败露。巴里想借道伊斯坦布尔逃跑，被击毙在渡轮上。军情六处一直到1991年才公开巴里的档案，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知道，就是因为那部电影我才知道莫顿这个人的，从没想过他和卢瓦索先生有关联。”
“大学、白厅和唐宁街是个很小的圈子，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关联，不管我们想不想。”
三个抱着厚毛毯的游泳者从前面走过，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把毛毯铺在冷冰冰的沙滩上，脱掉宽大的毛衣，露出下面的泳装，瑟缩着，向海水走去。记者和普鲁登斯带着一种旁观飞蛾扑向火焰的神情看着这几个游泳者。他们嬉笑着，互相推搡，扑进冰冷的水里，发出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叫声。
“也只有布列塔尼人能这样。”普鲁登斯评论道，直起腰，拍了拍岩石，像是在向它道谢，继续向灯塔进发。
“还有多远？”
“三十分钟上下。你需要额外的休息时间吗，年轻人？”
“不用，谢谢。”
一条木板铺成的小路在沙滩上出现，向防波堤延伸。木板浸透了水，变软发黑，腐烂严重，但至少比走在沙子上舒服些。海风呼呼作响，记者担心录音笔无法清楚录下普鲁斯特的声音，暗自后悔没有把笔和线圈本带出来。
“亚历克斯喜欢布列塔尼，不过在我们那个时代，旅途非常费劲，我们一般会坐从康沃尔出发的夜班渡轮，在布列斯特下船，换火车去圣马洛，两天时间就这样耗费了。那是我成为《视点》外派记者之前的事了，之后我太忙，连抽出一个下午都很难。很多人不知道《视点》除了巴黎之外，在波恩也有一个办公室，我在两个地方都待过。你留意到亚历克斯往德国寄了不少信吗？那个地址就是当时的《视点》报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九十年代再回去的时候，那里改造成一个超市。一个超市！看在上帝分上。”普鲁斯特摇摇头，“公平而论，当时去康沃尔也不轻松，乔治举办婚礼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7月——我和亚历克斯冒雨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一天半，我们两个都不是熟练的司机，车是巴里借给我们的，一辆引人注目的亮蓝色布里斯托400，可惜半路上坏了，无论如何无法发动。我们在荒郊野外走了八九英里才找到一家令人生疑的小酒馆，浑身湿透，酒保看了我们一眼，开口说打一个电话要收两英镑。”
这两个年轻学生别无选择，只能付了钱。在亚历克斯向车行的一个带着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修理工描述问题时，哈利脱掉滴水的外套，打量着这个阴暗的地方。唯一的顾客是角落里一个趴在桌子上的男人，戴着脏兮兮的无指手套，看起来似乎没在呼吸。雨水敲打着布满污垢的玻璃窗，酒保审视着他们，多半是在琢磨还能从他们身上榨出多少钱。
亚历克斯挂掉电话，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