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
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她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
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浅盘子大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
上。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
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
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
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
广播。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
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讯。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
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抗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
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
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
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红卫兵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都要来的，可这时的大队部只有赵小
凤一个人。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
备挨批斗的四类子）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
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地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
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
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指示，现在播诵最
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指
示传达到每户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
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
的嘴唇。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she中那个短发少女，
十分的泼辣，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其实我们关系不错。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
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
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反革命，
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