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总师而设立的体系，飞机设计是个系统工程，各个子系统的技术往往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就要求科研人员要懂生产，生产要与科研结合。设计师不光要在实验室里画图，还得拥有充足的现场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总师的视角局限于自己过往子系统那一亩三分地，设计出来的飞机就会出现偏颇。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总师需要拥有能够驾驭这些子系统的能力苏联专家给出的意见相当苏联，总师必须拥有极高数学造诣！
用数学将科研和工程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用关系式和方程将各个子系统组合成一个航空工程，将一切都建立在数学之上，数学万岁！
军迷们总是心心念念的喊着什么毛子系统集成天下无敌！，世界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天下无敌呢？费多索夫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苏联航空工业强大的秘密，教给了中国人。
但要建成这样一个体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吕秘书说到这里，也是不住的长吁短叹。
按照苏联的模式，不仅是研究所要在院校开设教研室，在大四就让学生接触航空系统知识。到了研究所，所里还要抽调科研主力专家对他们进行至少三年的培训。这段时间里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飞机生产的各个工序岗位流转，还要从院校请来其他专业的教授，进行多学科的跟踪培训相当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同时再读出两三个子系统相关学位，顺便还要拿下几个工种级别考试
吕秘书能做到二号大秘的位置，少不了也是一个顶级学霸。即使如此，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也不由自主的一阵抽搐。
摆在苏联和中国的国有科研系统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难题。
一个能考入航空院校，并且进入航空研究所工作，三年读一个研究生加两三个相关学位，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外面的人才市场上，要拿什么水平的薪资？
然而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才进了研究所，也只能拿和他级别相符的同级别工资而已。即使算上科研奖金，距离他们的市场价值，相差的也非常悬殊。
苏联和中国的军工科研工作者，更多是凭借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来支持自己工作的。
如果整个社会体系是封闭的，像苏联还在的时候，左右都是给国家打工，拿多少工资也只能是认了。然而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军工科研人员时时刻刻面临社会上丰富多彩生活的诱惑，难道还能强求人家必须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吗？
听完吕秘书唉声叹气的叙述，胡文海面前桌子上的一盘羊肉芹菜陷饺子早就已经见了光盘。
就不是我说你们
他放下筷子，扁了扁嘴哼道：国企改革，企业老总的薪资就能跟市场接轨，几百万以后说不定上亿的年薪都能开出去。换了科研人员就又是一个嘴脸，哎呀等级工资是体制问题没办法
上坟烧报纸，你们这是糊弄鬼呢？
吕秘书不由两手一摊，无奈的说道：嗨，不然怎么办呢？企业老总只有一个，科研人员几十几百，这个蛋糕不好分啊。
有什么不好分的？全员持股，按照贡献增减股份。研究所开个公司科研成果军转民，军工项目不好分钱，不代表民用项目也分不到钱。在民用市场上赚到的钱，怎么开奖金那不就是研究所内部的事情了吗？
别的胡文海不好说，但是怎么给科研人员发钱，这他还不是轻车熟路吗？
后世也算半个同行的电科38所多会做人啊，中兴被封杀了芯片来源，转头就发布魂芯2号dsp芯片。若非是之前美国芯片垄断了市场，38所恐怕早就往民用市场里钻了。
各种军转民的技术或许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但是它们无疑在深刻的影响着社会的运转。远的有北斗导航，超算处理器和分立元器件，碳纤维在中国的第一个用户就是军队，更不用说长虹不仅彩电造的好，还给铁道部造过测速雷达用于列车调度。
至于说全员持股，这也是任总玩剩下的。
吕秘书被胡文海不假思索就扔出来这个方案砸的一愣，木木的点了点头：胡总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回去和首长汇报一下，研究一下看看究竟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