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秋走进会议室,发现算法研讨会时拆开的会议桌已经重新拼接了起来,又宽又长的横在屋子中间,两侧摆满了高背椅,虽然只坐了20几个人,却给人一种万众瞩目,气势恢宏的感觉,让他莫名想到了电影《大决战里蒋介石开军事动员会的场面。
詹妮弗拿着记事本和铅笔,和贝雪一起坐在主席位后面的墙边,看起来很低调,可惜身上的香奈儿裙和身边的爱马仕包太过惹眼,否则还真有点像速记员。
坐在主席位右手边第一个位置上的杨帆见杜秋进来了,起身敲了敲桌子,说道:杜总到了,为了节省时间,大家都坐好,准备开始吧。
等所有人都落座了之后,刘运来抬手选了个中年记者,说道:老冯,你先问吧。
冯记者是新华社的记者和刘运来的好友,单位和身份都很重要,所以昨晚聚餐时杜秋答应让他第一个提问,他也当仁不让,立刻打开了录音笔,问道:杜先生,为什么你会选择以免费和开源的形式发布公司产品?
我一向认为,知识是无价的,不分国籍阶级以及种族,是全世界所有人的财富,而不是个人赚钱的工具。
杜秋把国内的美国的以及东瀛的记者都集中在了会议室里,和每一名记者问答,其他人都可以听到,所以他说话的语速很慢,说完之后还故意停顿了几秒,给周元和小松爱子翻译的时间。
这句话非常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价值观,那些美国记者听完之后纷纷露出了赞赏的表情,东瀛记者则毫无反应,对此不以为然,国内记者虽然不知道杜秋接下来会说什么,但因为提前把问题都告诉了刘运来,知道他肯定不会拿这种假大空的宣传语糊弄,所以显得很淡定。
骁龙是一家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天生的职责就是赚钱,这两种理念不是互相冲突吗?
骁龙要赚钱,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杜秋看了一眼那几个美国记者,然后说道:关于知识和赚钱的问题,我想用两个大家都熟知的伟大人物为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两个伟人,就是特蕾莎修女和毛泽东。
特蕾莎修女的事迹,想必大家比我更清楚,所以就不多举例了,我想说的是,特蕾莎修女从1950年开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在印度做慈善,为穷人病人以及孤儿服务,当时印度平均寿命大约是38岁,现在则接近60岁。
几个西方记者闻言面有得色,《纽约时报亚洲版的记者更是故意用看似轻微但所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了句她很伟大。
毛泽东的事迹有很多,我这里也只提一个,那就是他建立的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60年代中国创办的一种医疗体系,在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农村普及卫生知识,提供基础医疗服务杜秋简单介绍了一下赤脚医生制度,然后总结道:195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比印度低了3岁左右,而现在,中国人均寿命接近70岁,比印度高了10岁。
这个脸打的有点快,那些西方记者面面相觑,显得有些难以接受,交头接耳的议论了起来,国内记者则面有得色,很是自豪,詹妮弗在杜秋背后轻声问贝雪道:这种医生制度,是真的吗?
是真的。
各位,我举这两位伟人的例子,并不是要评价他们的对错或者高低,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服务和知识的差异,服务可以提升小部分群体的生活质量,而知识可以改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杜秋拍了一下手掌,打断了几个老外喋喋不休的议论,说道:现在的互联网,就像1950年的中国和印度,知识匮乏,缺医少药,骁龙以免费和开源的形式发布产品,是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安全便捷舒适的浏览互联网,从而改善网络环境,提升使用质量,当所有人都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我们会为一些有更高需求的用户提供定制服务,靠服务来赚钱。
这时一名美国记者感觉自己找到了攻击点,带着明显的优越感出言挑衅道:特蕾莎修女创办的仁爱之家,为穷人服务从不收费。
特蕾莎修女自己生病的时候,是留在仁爱之家接受免费治疗,还是去顶级医院接受特殊治疗?
那名记者张口结舌,为之语塞,因为1995年特蕾莎修女已经85岁了,风烛残年,疾病缠身,接受治疗的新闻很多,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