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次北美战争的烽火将要燃起而未燃起的时候。朱济世的心思却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中去了……倒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而是要安排好他那点身后事真的很不容易。
说到朱皇帝的身后之事，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的。一是那本笔记本，副本已经给了朱伊莎，算是有了了断。
二是权力上面的安排，由五华诸夏够成的大中华帝国体系在这场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会成形。朱济世相信，这个安排能让华夏文明保持活力——通常情况下，竞争和对手，恰恰是让一个利益集团或是国家保持强大向上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光是一个“五华诸夏”显然是不够的，外部压力可以转化为进步图强的动力，但并不是必然会转化。
比如宋朝，自立国到亡国，外部压力就没有减弱，甚至还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不还照样自弱自残吗？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身边的敌人永远要比天边的敌人危险！所以削弱皇族永远是第一要务，然后是功臣勋贵，再接下去是举国精英，最后是天下百姓。于是就形成了弱君弱士弱民，国家嘛……当然也是弱的，由一堆弱者之中，怎么出得了真正的强国？
所以中国千年以来的集权体制的精髓其实不是让君王变得英明强大，而是让君王之下的人都变成弱者！如果“五华诸夏”都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不过是一堆随便让白人欺负的弱国而已！
因而，五华诸夏只是朱济世对未来安排的一部分。而一个可以让五华诸夏摆脱自残周期律的制度，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在朱济世即将动身去北美坐镇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就不止一次将左宗棠和皇太子朱国雄唤到温泉宫议论此事。
对于朱皇帝的问题，左宗棠侧头想了想，道：“古时候的法家曾经有个说法：王在法下，举国为公，法出无二，行独一法。”旋又苦笑着摇头，“道理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是很难的。其实儒家的礼法何尝不想使君君臣臣各安本分？目的是一样的，可是实行起来却是走上一味求弱的路子了。想来用法家的这一套办法。也培养不出多少圣君贤王的。”
左宗棠在朱济世面前说话向来随便，他是大明复国的头号功臣，但又是摇羽毛扇子的文臣，从来没有染指过兵权。朱济世对他只有放心没有疑心。而且他现在又是挂名的顾问大臣，半隐退的人物。说什么都不会触怒朱济世这个气度宽阔的皇帝老子的。
朱济世心想，的确很难。大权在握的时候，谁愿意被法律约束？等到敌人冲进宫里了，才知道有部宪法想拿来当护身符已经晚了。不过，人家是革命者，只要能够实现理想是不会在乎身家性命和子孙后代的。这个道理，那个叫涅恰耶夫的俄国人已经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面说清楚了。可是自己……终究是走不出这一步，一百多个子女。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孙子孙女，怎么能不为他们着想？一味求弱，把他们当成猪养就是等着别人来宰啊！
“父皇。西人倒是有王在法下的，他们的宪政制度就是讲求约束君主权力。”朱国雄插话道，“如今我大明似乎也在走这样的路子……”
他的眉头已经拧起来了，对于西方的那一套法治思想和约束君权的法律，他的感情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未来的大明君王，一方面他希望大明的法律制度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不想被法律过多捆住手脚。还真是矛盾得很啊。
听儿子这么说。朱济世点点头道：“某些西人国家的宪政是实现了王在法下，不过他们宪政的基础。其实还是国内各派势力的平衡，他们的君王不是独大的。”
这一点，朱济世初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宪政是错的，宪法是统治集团用来糊弄老百姓的。而他将宪法宪政引入中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约束自己，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利用议会和立宪把当时还处于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引入政坛，让他们代表民意抗衡和监督把持话语权的士绅阶级。
不过在当权30年后，朱济世算是真正了解到西方法治的精髓了。西方的法治其实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什么契约精神，而是王权始终不能独大，受到诸如贵族、神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制约。大家斗来斗去也分不出高下，所以才会折腾出宪政怎么个制度，将各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