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者比无产者更加幸运吗？”。朱济世哈哈笑了笑，“因为他们又那么一点点土地？”
恩格斯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当然了，自耕农占有并使用着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而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民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因而农民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民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
伟大导师说了一些他以为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朱济世却很有一点不以为然。他微笑着道：“弗里德里希，我和你打个赌20年后，大明、日本、朝鲜三国之中，必然是维持小农经济的朝鲜最穷最落后，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将是最慢的。反而是大地主、大商人统治的日本，可以紧随大明完成工业化。如果他们不追求一个**自主的工业体系，在大中华关税同盟中，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应当可以和大明的臣民接近。”
这就是两国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既然是一体化，资本、劳动力和商品自然可以自由流动，不同的产业就会在成本和市场的主导下形成最佳部局。两国的劳动力价格和物价水平还有投资回报率，最后也会渐渐拉平。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统治集团正在求新求变，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大阪，所展现出来的，却是不亚于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明大城市的活力！
朱济世可以改变的只是他们发展的方向。不能让他们停滞不前。而朝鲜本身却没有这样的动力。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社会更容易安定，进步的动力恐怕就更加不足了。
恩格斯笑了一下，默默点头，道：“杰森，我相信你的判断，但不是基于你说的原因，而是日本的社会结构同朝鲜和中国是不同的。你难道没有发现，日本拥有西欧式的社会结构吗？”。
“西欧式的……你是说他们的武士领主和西欧的骑士领主非常接近？”
“是的，和大明、朝鲜的士大夫制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分制度，基础是血缘。”
恩格斯这几年除了管理皇室财团，还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了中日朝三国的社会和封建制度。
在他看来，日本的封建社会就是西欧式的，大领主哄着小领主，把整个国家分成了近300个藩国和上万个武士领地。在这种体制下，封建势力虽然强大。但却是分散和互相牵制的。商人虽然处于被统治地位，但他们还是能很容易的在一个分裂的封建社会找到突破点——某个只要在300个藩国中找到1个藩国愿意提供庇护。就不大容易被封建势力摧毁了。
而且日本的德川幕府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削弱各个藩国的财力，久而久之，财力枯竭的藩主们不得不向商人借贷度日——因为藩国太多，许多商人都“跨国商人”，往往和多个藩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哪个藩主有力量单独吞噬一个大商人。因而商人和藩主之间的关系，也从依附转向了合作，豪商阶层也由此产生。虽然这些豪商所拥有的财富根本不能和中国的皇商、行商和官商相比，但他们却是一个相对**的阶层，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型为资产阶级。
而在中朝这样集权化的官僚士大夫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商人却要面对整个集权国家。官僚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国家！虽然商人也可以寻求某个官僚的庇护，但是这样庇护根本不能和一个藩国的保护相比，而且代价也高昂了许多。而且在官僚之上还有一个朕即国家的皇帝，在中国，许多大商人都是直接被皇权摧毁吞噬的。所以很少有豪商可以传承数代乃至十数代。而商人一旦发达，就会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僚队伍，或是买官或是让子弟参加科举。因而不会将全部精力和财力用在扩大经营上面。
所以中朝两国的商人，是很难转型为资产阶级的。这大概也是历史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不成功的原因吧。
两人正在用德语低声交谈的时候，两条飘着日月旗和团龙旗的蒸汽帆船已经缓缓靠上了码头。码头上早有一些人在等候。那些红袍乌纱，气度俨然的，不用说都是大明驻日本大使馆的人物，为首的正是大明的日本通朱默，朱大侯爷。
和这些红袍子站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和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