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
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汉族士大夫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也是汉族频遭野蛮民族外来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应。
但同时，历经秦、汉、晋、隋、唐、两宋、元、明各朝各代，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势所趋，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历史必然，这是改不了的事实。
所以。即便朱永兴很欣赏“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视“强汉”为汉朝（国家）。而非其他。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朱永兴认为必须保持和尊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自豪感，但狭隘的民族观却是阻碍国家强盛并容易形成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不光是汉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不以血统和族类来区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认同来判断你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
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的确有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但从古到今，哪个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当然是错误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必然造成优越感。汉族人在几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边民族对汉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动溶入汉族，更多民族向汉民族学习。
况且，汉族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造成对与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阂，相反。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很开放的观念，对于真正以夷入夏者无不认同。而对于本族中嗜杀成性者同样贬斥。
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坦承地认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属中华民族，勇敢地接纳愿意接受先进理念、沐浴中华文明的他族民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国家，便是朱永兴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骑，不过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众多举措之一，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信心进一步加强的外部显示。
虽然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断然实施“改土归流”，但一些缓和的政策却悄然实施，比如土官的继承人必须在书院就读，比如在土府、州、县设立学校，比如在周边实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当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则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也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准备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