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劝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三线建设，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特殊时期”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特殊时期”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三线建设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主席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