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南京朝廷在混乱之中,到也不是没干一点正事,首先是要崇祯帝确定庙号和谥号,不过正事也是在争论不休中完成的。
首先给崇祯定庙号是思宗烈皇帝,但南京守备勋臣赵之龙认为这个庙号不是太好,上奏要求改动。朱由崧先是不许。而礼部侍郎余煜对据理力争,说了一大通之乎者也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朱由崧听沒听懂,反正争论了一番之后,终于改谥毅宗正皇帝。
而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马士英,却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奉行借虏灭寇的政策,即借清军的力量,剿灭大顺军。
当然,南明朝廷在这时提出借虏灭寇政策,到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当时信息不通也有一部原因。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情,只是一面之辞,现在还沒有得到南明朝廷的确认,至少从表面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吴三桂借来清军,大败李自成,是为崇祯报仇的举动,甚至可以说是一心为明朝社稷的不贰功臣,也不为过。而且清军当入关时,也打得是为明朝报仇的旗帜。而灭亡明朝,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皇帝的是大顺军,因此南明朝廷上下都认为,自己的首要敌人是大顺军而不是清军,为先帝报仇雪耻才是最重要的,同时,在目前南明朝廷內部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和满淸讲和,并借助吴三桂的力量,联合清军打击大顺军,实行借虏灭贼的政策,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大顺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而南明朝廷趁机坐收渔利,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事实上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就连史可法、刘宗周、黄宗義这些正人君子也同样是如此想的。但他们都没有清楚认识到,现在的南明朝廷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尽管也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等人,都曾上疏,提酲南明朝廷,不可盲目轻信满淸的承诺,并且列举出当年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这时在南京朝中,并没有多少人听信。马士英和东林党一边斗争着,一边积极准备安排北使团,并且己经确定了左懋第为使臣,去和满清接触,好实施借虏灭寇的政策。
其实在南明朝廷的各官员心里,对清军都怀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因为自从袁崇焕死后,满清先后四次入关奔袭,并在关外发动大凌河、松锦之战,在这六场大战中,明军都以惨败而告终,尽管满清在最后一次入关奔袭中,商毅在济南和青州都重创了清军,但这只是一个局部战场取得的胜利,放眼整个战役来看,依然还是明军失败。
因此在众人的潜意识里,没有人愿意和清军交战,文官是如此,武将们内心更是胆怯,要知道他们连大顺军都打不过,又怎么敢与打败大顺军的清军交战呢！放眼整个南方,真正不怕清军的,还真就只有商家军这一支人马。只可惜没有人相信,仅靠商家军就能够抵挡得住清军。
当然借虏灭寇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无论讲和还是联合,都必需是建立在自身有足够的实力基础之上,南明君臣只是一味幻想借虏灭寇,但自身却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不仅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同时也把自己的怯弱无能,逐步暴露在满清面前。
南眀朝廷于六月间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因为没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员根本不敢赴任。事实上南明朝廷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是打算放弃山东算了。
而在这个时候,商家军在山东大败清军,连续收复青州、济南,生擒王鳌永的捷传回到南京时,也使南京朝廷上下都十分尴尬的局面中。
不仅仅是马士英,就连在东林党內部,也有不少人心里都在怪商毅多事,青州、济南丢就丢了贝,好端端的没事去惹清军做什么,虽然收复了青州、济南,但都是两块烫手山芋,拿不得放不得,现在朝廷正准备派出北使团赴北,万一在这个时候把清军惹急了怎么办？但这话是没法说出口的,不管怎么说,商家军是打了胜仗,总不能说商毅不该收复山东的失地吧。
而且这个消息也经过杭州时报传遍了江南地区,在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之中,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朝廷己经很久没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了,因此这个消息也是大振人心,而商毅和商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