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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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一个阶层，最先诞生在春秋时代。
经春秋、战国、前秦、前汉至今，“士风”总体上一脉相承，士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对政治十分的热切，但如果细分下来，在各个时代，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先秦时期的士子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丈豪情，是“志於道”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道不行，则乘桴浮於海。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着铮铮的铁骨和独立的人格，虽然对政治很热切，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视为施行道的手段，并不谄谀权势。
入前汉以来，在初期，士子们还是颇有战国士风的，然自从孝武皇帝以后，因为政权的稳定和思想上的变化，整体上的“士风”渐渐地就从“志於道”转向了“从於王”，对“道”的坚持也转变成了对“功利”的追求。
两汉之士子，多不讳言功利。
班超投笔从戎，在做小吏的时候口出豪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直言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取封侯”，在被人嘲笑后，他更又说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又如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又如本朝跋扈将军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尝登高远望，喟然叹息，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连“州郡之职”都看不上眼。
这种对功利的追求，贯穿两汉，也因此形成了汉人强烈的进取精神。
到了本朝，在崇尚利禄之外，与前汉相比，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扬下，士子们尤其重视名节。“汉自孝武表彰六经，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光武有鉴於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而风俗为之一变”。“重名尚节”遂逐渐成为士子们的风尚，士子竞相以名节标榜，刻意追求。这种风尚发展到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党人”，出现了品题人物的“清议”。
随着政治的越来越黑暗和百姓的越来越民不聊生，到了近年以来，士风又开始了变化。
士子们或者“向盛避衰，交游趋富贵之门”，完全抛弃了士子该有的节操，投身权势，与宦官、外戚同流合污。或者随波逐流，尸位素餐，唯以“升迁”为目的，唯以权势为追求。或者还保持着良知，但却出於种种原因不能不向权贵低头。这三者之间，随波逐流的占了主流。
在这三者之外，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在这大变革之时代，他们隐居不出，或以处士自居，修身养性，或以狂生自谓，达生任性。前者不必说，后者认为“人生易灭，名不常存，而优游偃抑，可以自娱”，认为人生应该随心所欲，应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在行为上，他们这些人就往往行事怪诞，多骇流俗，和品题人物的“清议”一样，实皆为“魏晋士风”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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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阴荀氏虽为当代的儒家名门，但族中子弟众多，各自的想法不同，受到的外界影响也不同，因而是每一个人都如“八龙”、荀彧一样温文尔雅的，如荀衢，因为受党锢之祸的牵连，空有扫清天下的大志，却被困於一室之内不能外出，理想和现实有着强烈的反差，在这样的刺激下，他就走向了“达生任性”一路，好唱丧歌，放/荡不羁，成为了外人眼中的“狂生”。再如那几个在族宴上狂态大发的子弟，在多数族人和外人的眼中，也都是荀氏的异类。
包括荀贞在内，他早先自请为繁阳亭长的时候，也是不能被大部分的族人所理解的。
有些人私下里曾说：“荀贞之幼好学，及长，却请为斗食小吏，这恐怕是因为受到荀仲通的影响！”他自小从荀衢读书，在族人的眼中肯定会受到荀衢的影响，就有些人把他自请为亭长的举动归结到了荀衢的头上。
事实上，荀贞跟从荀衢读书十余年，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他是穿越来的，本来就是个成年人，有着自己已经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且受到黄巾起义的压力，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保命，总体而言，并没有受到荀衢太大的影响。只是此中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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